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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用舒:由漢字 ‘動’的構成聯想 ‘錢老之問’

(2011-05-16)

  

  5907 校友  吳用舒(留英應用力學博士)

  

  一.  引言

  身居異國,年老了,從大學退休,離開了從事幾十年的應用力學研究領域,身體尚好,縂想再做點事情。考慮再三,所能做的無非是為促進中英之間的文化交流,為在海外傳播中華文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之事。

  

  近十多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經濟實力的崛起,歐美各國出現了學習漢語(Mandarin)的熱潮。我所在的英格蘭東北地區就有不少英國友人,老的,少的,中年的,背景不同,動機不同,都找我,要學習漢語。我也順勢逼自己撿起這個新題目,一邊學習研究,一邊傳授教人。我手邊有一些海外用的漢語教材,翻閱之後,覺得都不可搬用。一則‘學生’之間的情況相差太大,二則要求與進度又各不相同,實在找不到一本通用的。結果,就只能因人逐一逐課準備講授内容。另一個原因是,我發現,所找到的教材樣本都缺一大塊,就是不談漢字 (Chinese script) 構成這一重要部分。漢字是一種意音兼表的文字系統,這在世界文字中是獨一無二的,具有深厚的魅力。學習漢字的構成,常常可以引起大膽而美妙的聯想,真是樂在其中。

  

  一次,給一位退休的英國機械工程師友人講課和討論漢語,提到‘運動’兩字。這兩字的筆劃 (strokes) 很多,對老外確實不便記憶。他用試探的口吻問我,能否從它們的構成中揭示出一些含義,以助于對這樣複雜字體的理解和記憶?根據自己對六書 [1] 的理解,我沒有遲疑地指出,‘運’字由兩部分組成:下部為偏旁,意為走道,漢字中用此偏旁的,有一大組字;上部可以理解為加有冠蓋的車子。二部分組合一起,意為加有冠蓋的車子在道上行走,車可載人,亦可載物,可見含義十分直觀。接下來,當我指向‘動’字的時候,下意識地遲疑了一會兒,浮想連翩。

  

  二.  漢字‘動’的構成

  

  無需多思,‘動’字由二個實體字構成:‘重’和‘力’,我這樣對英國友人解釋道。這個‘力’字,吸引住了我的眼球。爲什麽?也許因爲跟力學打了幾十年的交道吧!我說:‘重’字,指的是‘重物’或‘物體’,‘力’字,指的是作用力,外力。兩者放在一起,可理解為將外力施加于一重物,或物體。這一施加,便引出全新的概念,即‘動’。這個思維和理念,豈不就是牛頓運動定律所闡發的核心内容:任何物體,或將保持靜止狀態,直到外力的作用迫使它改變這種狀態(即起動)爲止,或將保持勻速直綫運動狀態,直到外力的作用迫使它改變這種狀態(即速度變動)爲止。

  

  中學時期學物理就知道,從古希臘開始,運動和它的起因問題,一直是自然哲學討論的中心命題。這個論題,直到伽利略和牛頓之前,始終未獲明確的結論。牛頓(1642-1727)總結和發展了前人對運動現象的觀測和積累的知識,于1686年發表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精確地闡述了三大運動定律,奠定了經典力學作爲一門科學的發展基礎。現在,一個非常美妙的發現是,對‘動’字構成作分析,揭示出了該字的含義和表達的理念,令人驚訝地看到,在牛頓之前,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對運動和它的起因問題,早有思索和感悟,而且同牛頓運動定律所闡述的,幾乎完全一致。

  

  英國朋友對我的解釋很感興趣。他接著問,漢字發明出來至今到底有多久了?有沒有任何可做依據的文獻記錄?我說,我個人沒有明確地看到過這樣的文獻。相傳是中國原始社會發展後期(上古時代),有一位名叫黃帝的部落首領,命他的一名助手倉頡,將流傳于民間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推廣使用。這大概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我的英國朋友聼了后很是激動。他說,從‘動’字發明出來,到牛頓提出第一,第二運動定律,這時間上相差至少三四千年,你們的老祖先真了不起!我笑著對英國朋友說:‘我們可以繼續討論一下。這件事,對中國人來説,是喜,也是憂,值得進一步分析。’

  

  三.  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對力與運動関係的早期感悟

  

  ‘動’字的構成,非常直觀地揭示和反映了一個事實: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早在原始社會後期,在長期的勞動與生活中,在求生,求知,求真的實踐中,對外力與物體運動關係這一哲學命題,已經明確形成一種認知,創造出‘動’字,表達出一種新理念。對物體運動及起因規律的這一早期認知,哪怕在今天,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也是很正確的。

  

  可是,我們同時還必須清楚地看到,由‘動’字構成所揭示的我們祖先上古時期的思維,理念和認知,只是一種感悟。這種感悟,同牛頓在十七世紀所嚴格闡述的有關物體運動的科學定律,顯然有質的差異。差別在哪裏?可以不可以歸結為二點:其一,前者只是個體或某些群體的主觀感悟或認知,沒有明確的客觀表述;其二,前者更談不上在表述認知方面的嚴格性。牛頓運動定律的闡述是明確而不含糊的,嚴格又可計量的。牛頓第二運動定律,便是範例。

  

  我對英國朋友說,中華民族的老祖先,很早就對運動和它的起因問題有感悟,這確是無可懷疑的。如果對中英這兩大民族作比較,一方面,我作爲中國人,固然可以引為自豪;可另一方面,我反問自己,這麽偌大的一個中華民族,這麽偌大的一個群體,雖有早期的感悟和認知,為什麽在其後三四千年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竟未有一人,能像牛頓那樣,將之提升闡述而為一種嚴格的科學規律?這值得深思。

  

  這讓我很自然地聯想到錢老之問。

  

  四.  錢老之問

  

  錢學森老師在其晚年曾多次痛切地向中國高教界呼籲,要改變高校的風氣,改變不良的學風,要大力培育科技創新精神。錢老反復強調,‘科學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創新。’當今中國高教界所匱乏的,不是別的,正是這精神層面的東西。

  

  2005年他在301 醫院住院期間的一次講話 [2] 中說:‘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能按照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受封建思想的影響,一直是這個樣子。這是當前的一個大問題’,‘這是我們國家長遠發展的一個大問題’。

  

  ‘錢老之問’,既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大問題,也毫不含糊地指明了問題的根源,這就是封建思想的影響。

  

  中國的封建社會,走過漫長的道路,所持續時間之長是世界之最。封建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唯命是從,拜倒權威,反對獨立思索,不求大膽創新。秦始皇一統了天下,還要一統思想,搞焚書坑儒。結果,老百姓們的精神怎麽樣?別人沒想過的,就不去想;別人沒說過的,就不敢去說;別人沒做過的就不敢去做;大家都說好的,就是好的;最多就是跟在別人的後面,人家說什麽,我就說什麽;人家做什麽,我就做什麽。用現代的語言來説,就是複製,拷貝,沒有一點自己獨特的東西。

  

  這種風氣會熏陶人,一代傳一代,久而久之,便成爲積習,融入我們民族文化,成爲積垢,成爲傳統。

  

  新中國已經成立六十多年,封建制度也早已推翻。但幾千年形成的封建精神和思想,看起來根深蒂固,它與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所需的創新精神,格格不入。翻開現代文明發展史,其中,現代科學的發展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不難發現,在現代科學的各個領域裏,幾乎都找不到中國人的足跡。許多西方人士干脆就把現代科學稱爲西方科學。

  

  中國人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在發展現代科學方面,和西方相比,我們處於長期落後的狀態。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種落後有其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我們民族的創新發展精神急待喚起和加強。這個問題不解決,現在中國就不可能完全發展起來。錢老之問,急需我們共同來思考和回答。

  

  五.  對‘錢老之問’的思考

  

  在紀念錢老誕生一百周年的時候,作爲5907级中科大的校友,聆聽過錢老的教誨,我想結合自己的經歷,談幾點思考。

  

  1.錢老指出的科技創新精神,是高等教育的靈魂,是一種内在的東西。一所好高校,不在于看她的大小,她的地域外形,她的所謂排名。有優良的學風,富於創新的學術精神,她的思考能走在社會的前面,走在領域的最前沿,敢于挑戰傳統與權威,能持續培養出許多傑出人才,才是好大學。以爲靠物質的手段,行政的手段去打造,就會成功,那思考錯了。

  

  英國的劍橋和牛津,有數百年的歷史,是全世界公認的好大學。他們本科招生,面向全世界,生源可謂廣泛,但他們不追逐大,非常注重質。本科招生有明確的規定:寧缺勿濫。1991年,我的小孩在利物浦高中畢業,要報考劍橋大學的邱吉爾學院,學工程科學(Engineering)。我有機會得以了解,當年該學院預定招收25名本科生。第一年預試和面試之后,挑選出25 名備取生。到了第二年還要通過複試,凡不符合預定要求的,都淘汰,名額不足25名,一律不補,非常干脆。

  

  2.教育就是教書育人。教書,在課堂上,在實驗室裏,傳授知識,

  很具體,容易理解。育人怎麽理解?我們祖先美妙創造的這個‘育’字,給我們以啓示:‘育’,又是一個表意漢字,其上半部是單體字‘云’,代表的是氣,下半部是偏旁‘月’,代表的是人的肌體。外部的氣場對著人的肌體長期熏陶,融入其中形成氣質,就是‘育’的意思。

  

  錢老是上個世紀30年代去美國的,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後來轉到加州理工。他說[2],‘我轉到加州理工學院,一下子就感到它和麻省理工學院很不一樣,創新的學風彌漫在整個校園。可以說,整個學校的一個精神就是創新。在這裡,你必須想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培育人,靠的就是這種彌漫在整個校園的學風,靠熏陶。

  

  我聼錢老講《火箭技术概論》課程一个学期,筆記記了二大本。對我印象更深的是他的氣質。他在課堂上的所有板演推導,全是順手流出,沒有半點死記硬背。錢老科技知識面之廣,對事例記憶之深刻,理解之全面,推導之嚴謹熟練,解釋之深入淺出,讓我終生難忘。

  

  3.錢老[2]說,‘我到了加州理工學院,一下子腦子就開了竅,從前從來沒有想到的事,這裡全講到了,講的内容都是科學發展最前沿的東西,讓我大開眼界。’所以,如果有可能,讓一個人到一個學科發展領域的最前沿工作,不管是在國内還是在國外,到那樣的學術環境中去接受挑戰和熏陶,是一個好方法。

  

  吳有生和我,1964年從中科大5907二專業畢業后,都考取了清華大學,當研究生,還是學固體力學。後來又一起被分配到船舶科學研究中心工作。80年代初之前,我們對艦艇在多種動載荷作用下的響應破壞分析,在國内作過不少有益的研究工作,但挑戰性的東西少,成果都很一般。80年代初,經由清華的杜慶華教授牽綫,吳有生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英國倫敦Brunel 大學機械工程系,參加由該校校長,時任英國皇家學會副主席的知名學者,R.E.D. Bishop 教授所領導的船舶水彈性力學研究組工作。這個組的研究方向,在70年代世界上的船舶力學領域,是獨特和創新的。當時國内,幾乎沒有人對此熟悉。吳有生去了以後曾告訴我,每天都要接觸很多新概念,很有挑戰性,時間縂不夠用,常常工作到半夜才休息,否則就跟不上。組裏有來自七八個國家的中青年研究人員,天天在一起研討水彈性力學方法,學術空氣很活躍。在這樣的學術環境裏奮鬥了三年,吳有生不僅熟悉了這套方法,還創新地將Bishop教授開創的二維船舶水彈性理論,推廣成三維理論,並將相應的大型計算程序編寫完成,很受Bishop教授的推崇。1985年我有機會也到這個研究組裏工作,也干了三年多,親身體會了身処‘領域前沿’所面臨的挑戰,每天經常工作到深夜。我在吳有生工作的基礎上,用離岸工程(offshore engineering)中廣泛使用的Morrison方程,將非綫性的粘性阻力項加到三維船舶水彈性運動方程裏去,並成功地用於小水綫面雙体船(SWATH ships)在波浪中運動和結構應力響應分析。那時候,美國還沒有能力作這樣的分析。美國海軍設計了三千五百噸的SWATH T-AGOS 19 用作海洋勘探船。1988年,他們找到這個研究組,交出了一大卷設計圖紙,要求對該船在十多種海況條件下作全面的水彈性力學分析。這個項目就交給了我,用了一年多些的時間把它完成了。

  

  現在囘過頭來想,我在那個組裏三年所受到的創新精神的熏陶,所學到的新東西,真是勝過平時工作十幾年。吳有生回到國内,在船舶科研中心繼續作船舶水彈性力學的研究,保持創新的勢頭,他所領導的研究組,成了世界上在這個領域的二個先鋒之一:一個在中國,一個在英國。我後來則轉到另一個新領域工作:聚合物基復合材料在高溫條件下的應用,繼續保持對自己的挑戰。

  

  4.培育人,關鍵是教師。要培育出有科技創新精神的傑出人才,教師自己就要工作到本領域的最前沿,挑戰自己,才能體現精神。當然,教學總是相長的,學生年輕,保守思想少,創新思想更甚於教師,也是常有的事,這反過來對教師會有促進。這是一種化學反應。所以,更恰當地說,好大學要力求有好的幾個研究組,這樣的組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向,工作在領域的最前沿,有活躍的學術空氣,不是人云亦云,不是隨大流,不是複製,僅僅說人家說過的,做人家做過的。這樣的研究組在一個大學裏,像種子,創新精神的種子,無論它轉到一個什麽新地方,都會煥發出新氣息,會把一個系,一個學院,甚至一所大學的科學創新精神引發帶動起來。這種情景在英國大學裏是常見的。

  

  5.精神是無形的,但又是可體現的。錢老在他的講話 [2] 中對科技創新精神的體現作了生動的説明:‘我記得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我的老師馮·卡門講了一個非常好的學術思想,美國人叫 good idea,這在科學中是很重要的。有沒有創新,首先就取決於你有沒有一個good idea。’勤於動腦,學術上有想法,好想法,是別人未曾想到的,就是創新精神的首先體現,是創新精神的種子。從有想法,到實現這個想法,很可能會有漫長的路要走,要付出艱辛的努力。但重要的是,首先要有想法。

  

  一個熟悉的例子是比爾·蓋茨(Bill Gates)。他進大學讀計算機科學,只上了一年,就有了good idea:他看到IBM 計算機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大公司,大研究機構獲得了成功的應用,就想到,那是大型系統,他想搞小系統,搞個人使用的微型機,可以存在于全世界億萬家庭之中。這想法初看起來很一般,但是,別人還沒有想到。他跟他的老師(tutor)講了,沒有被老先生小看,或指責成狂妄,而是得到支持。他退學了,就從這麽一個idea 出發,後來成就了‘微軟’事業。

  

  6.‘錢老之問’,直接涉談的是中國高教界科技創新精神的缺乏,實際上,整個中國社會都存在這個問題。我們國家經歷了長期的封建社會發展階段。受封建思想長期的禁錮和影響,我們民族文化中的落後元素,久而久之,形成一種積習,人云亦云,寧於現狀,滿足于對事物的感悟,不求挑戰傳統,不喜探索創新,這就同近代以來西方推崇獨立思考,發展現代科學技術的創新精神,相去甚遠。這裡再以傳統中醫脈診的發展為例,繼續提出自己的思考。

  

  六.  傳統中醫診斷要走現代科技創新發展之路

  

  傳統中醫千百年來始終維繫著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是華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在英國有不少從中國國内來的中醫人員,都在努力地為在英的華僑華人,也包括英國本土居民,做疾病的防治服務。但是,中醫至今未能在英國被列為國民健康服務(NHS) 的正規項目。中醫服務在英國還不能以診所的面目出現,還只能以出售保健品的商店挂牌。我曾經有機會同英國的幾位醫生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的觀點很清楚。他們普遍認爲,傳統中醫十分神秘,但總體看,以陰陽五行理論和辯證施治方法為體系的中醫學,更多的是一種哲學,不能算是一種科學。

  

  對待任何疾病,不管是西醫還是傳統中醫,首先是要有正確的診斷。中醫用的是四診[3](望,聞,問,切)。和西醫比較,望,聞,問的診斷方法是共同的。切,指的是切脈,是中醫獨特而重要的診斷方法。三指脈診,是我國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疾病診斷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寶貴經驗和財富。但是,從現代科學的角度看,這個脈診過程得到的,只是醫生一個人對患者切脈后的主觀感悟,診斷得到的信息不透明,沒有任何客觀的表徵量,更不可能進而對所得信息作量化分析,比較和識別。因此,中醫脈診結果的客觀性,嚴格性,可信度,受到質疑,是很自然的。

  

  2001年,一位姓万的雲南中醫學院教授,到紐卡素(Newcastle upon Tyne)市拜訪他的親戚,順便為本地的華人華僑行醫。他有很神奇的三指切脈技術,很快傳遍紐市華人社區。通過切脈,不用任何其它器具,他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裏,告訴患者有關其體内五臟六腑的病候,以及其他很多甚至是定量的信息,例如,舒張壓,收縮壓,血糖和血酯指標,等等,很神奇。我有幸請他到家裏來深入交談。我被告知,他可以診斷識別出27种不同的脈象,從中得知患者體内大量的病痛信息。在對他高明的醫術深表敬意之餘,我對他說,我是學力學的。金屬結構維修工程中有一種叫做聲發射(acoustic emission)的無損監測診斷技術,原理同中醫的脈診很相似。27种脈象可以切到,意味著可以獲得27种不同的脈象波形,用現代科技手段將之顯現出來供進一步分析甚至定量處理,大有可爲,中醫脈診技術的客觀性和嚴格性,有望因此有質的飛躍。我願意辭去英國大學裏的復合材料研究工作,同他合作開發這一項目。他所要做的,就是先囘國内,努力從中醫界和人壽保險界,尋找支持。可惜,這個想法遇到的阻力很大,始終未能實施。

  

  中醫獨特的和非常有價值的脈診方法,數千年來止步于醫生個體的,主觀的,很不嚴格的早期感悟階段。長期以來,人們不願打破這個傳統,挑戰陳舊積習。這又是一個明例,揭示了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積弱一面,受封建思想的長期影響,至今還很缺乏現代科技發展的創新精神。

  

  七.  結束語

  在紀念錢老誕生一百周年的時候,追憶往事,我回應錢老對中國長遠發展事情的深切憂慮,結合自己幾十年的經歷,談一點對這個大問題的粗淺思考,以表達我對恩師的無限懷念和崇敬。

  

  八.  參考文獻

  [1] 許慎:《說文解字》 (東漢年代)

  [2] 錢學森:《2005年3月29日在301 醫院談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凃元季,顧吉環,李明整理。

  [3] 《簡明中醫學》,河北新醫大學醫教部編,1972年5月版,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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