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8 级学生

 

　　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导师、开创者和奠基人，科学巨星钱学森先生，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者之一——以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为主任委员的科大建校筹备委员会十位委员之一。他是科大近代力学系，原名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以下简称力学系）的首任系主任。他担任这一职务从科大初创阶段的1958 年7 月28 日起，直到1970 年科大从北京战备下迁到安徽合肥止，近12 年。主持和指导力学系的工作，则从他担任系主任起，直至1966 年文化革命的前夕，近8 年。

　　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实践表明，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独具战略眼光，有卓越组织管理才能的出色的教育家。

　　

　　一、 亲自制定教学计划，聘“科学院的大炮”为学生授课

　　钱学森先生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并不因为工作繁忙，肩负国家航天工程重任而放松对科大力学系的领导工作。他精心安排力学系的教学计划，工作做得相当深入，细致，到位。开学之初，他为全系学生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指导方针，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点：

　　1，教学内容做到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他曾指明，在业务方面的培养目标，应当类似于“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或者说，是具有一定工程技术才能的科学工作者。他不赞成在科大培养远离工程技术与工程实践的专门的理论人才，也不赞成在科大培养缺乏科学探索精神与能力，只了解工程知识的单纯技术型人才。他认为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要求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

　　2，为了达成上述培养目标，他使课程设置有利于学生打好坚实而又宽厚的基础。既包含科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也包含如工程制图，以及工程设计方面的基础。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会是多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如果基础薄弱或过于单一，将严重影响科技人员运用综合知识的能力，以及根据工作需要，跨越学科界限开展工作的能力，进而阻碍科学的发展与技术创新。他曾形象地比喻，我们的知识结构应当像“金字塔”,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空间，才有后劲。

　　此外，关于科学精神，关于严谨、踏实的学风，以及刻苦钻研业务的意志与毅力，他在历次讲话、谈话和报告中，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还常常结合自身的经历与大家交流。有不少内容感人至深，令人难以忘怀。

　　为了让学生打好基础，钱学森先生除了在课程设置上用心良苦，精心设计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聘请一流的，顶尖级的科学家为学生们授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聘任教师的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介绍的时候，都感到有些出乎想象，甚至有点难以置信。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更没有奢望过，竟然是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1956 年与钱学森先生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殊荣的吴文俊先生给我们讲授“高等数学”课。化学课也是由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蒋丽金博士讲授。到了大学二年级，由著名科学家钱临照先生继续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三、四年级时钱学森先生又聘请和选派了力学所的卞荫贵先生为我们讲授流体力学，林同骥先生讲授高速空气动力学，郭永怀先生讲授边界层理论，等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钱学森先生办好科大力学系的决心、魄力与智慧。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大学四年级时亲自为我们开课、授课。

　　

　　二、 亲自开设并讲授《星际航行概论》

　　进入大学四年级，我们盼望已久的，由钱学森先生亲自开设并讲授的一门新课《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这门课原来的名称是“火箭技术概论”，后定名为“星际航行概论”。1963年2月科学出版社也以这个名称为书名出版了他的讲稿。按照钱学森先生1961年8月3日编制的教学大纲，这门课共计45 学时，分12—13讲，每讲3学时，一学期讲完。课程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第一次课是1961年9月18日，最后一次课是1962年1月8日。听课的人很多，包括58级，59级两个年级3 个专业的学生，还有力学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旁听。地点设在中关村中科院自动化所大阶梯教室。由于座位有限，力学所的一些专家、老师们来听课时还自带了櫈子和马扎。

　　当时我是58级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二班的班长，受上级指派，每次上课前与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分别站在自动化所西侧门的门外两侧，查验来者的听课证。一般上课前10 分钟左右入场完毕，接下来我们两人负责迎候钱学森先生。他的车总是准时到达，我们在他的车门口附近迎接他，并陪同他走进教室，走向讲台。每次他来时，总有一位不知是秘书还是警卫的同志陪同，见到我们后会意地向我们点头微笑，然后放心地让我们引领钱学森先生。上级配给钱先生的车是淡灰色的，在国内，我还没有见到过这种车型，很庄重，而且典雅、漂亮。钱先生总是面带笑容，和蔼、谦虚、充满友善，同时也蕴含着坚定、刚毅与自信。课后，我们俩又负责把钱先生送回到汽车附近。还是那位秘书或警卫，向我们点头示意道别。

　　有不少人说，聆听钱学森先生讲课是一种幸福，我也有同感。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由于他在科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实在的，他的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无可挑剔，无懈可击。无论从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到丰富的信息量，还是从逻辑的严谨，语言的简洁、准确和运用技巧，直到漂亮工整的书法与板书，我有生以来听著名科学家、专家和名师的课很多，但从未见过讲课讲得有这么好的，可谓出类拔萃。听他的课是学习，又是享受，从中我们还能学到许多课程以外的东西。

　　这门课1962 年初结束。1963 年我们听课的每位学生都得到了他赠送给我们的，由科学出版社精装出版的一本书，内容就是他授课的讲稿——《星际航行概论》。经历了文化革命的风风雨雨，经历了科大由北京下迁安徽，我本人又从安徽调回北京，近半个世纪了，他送的这本书，连同我记的听课笔记，我始终完好地珍藏着，不弃不离。

　　

　　三、 钱学森先生与力学系火箭小组

　　翻开1998 年科大档案馆和校长办公室编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在1958 年12月27 日栏下记载的唯一事件是：“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火箭小组研制的模型火箭试验成功。”在那之后，我以校刊通讯员的名义在科大校刊上发表过“模型火箭上了天”一文，报导了那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实际上，我从火箭小组成立后不久便是它的成员，并在其中兼任秘书组组长的职务。

　　在大事记1959 年1 月3 日栏下记载的是：“学校派代表参加中国科学院元旦献礼大会。学校向大会献礼的礼品有电子计算机、单级模型火箭……。”

　　在1960 年2 月28 日栏下记载的是：“学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兼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钱学森……。大会上，力学系二年级学生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试制工作报告；……钱学森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及脉动式发动机试制工作报告的总结；……。”

　　在1960 年8 月栏下记载：“从6 月至今，我校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及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同学，在北京市八达岭进行了13 次催化暖云降雨的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应该说，大事记成功地捕捉到了火箭小组在钱学森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几个闪光点。

　　1958 年的秋冬，学校和系正确而英明地引导了同学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积极性，在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和主力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6 个人，以后增加到9 人，十几人，几十人。到了1959 年，在学校倡导低年级学生就开始搞科研这一方针的推动下，火箭小组曾扩大到与其它系合作，比如与地球物理系、自动化系的合作，那时的火箭小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组，规模远远超过百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组”了。

　　火箭小组初创时期非常艰苦，同学们一方面有着很重的课业负担，但在科研方面也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没有厂房，就在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冬天很冷，室内并无取暖设备。同学们加班加点熬夜进行工作已成家常便饭。

　　那时由于缺少经费买书，有时甚至由几位同学开夜车，自己用钢板刻蜡纸，抄录书中的内容，油印后分发给火箭组的成员阅读学习。有一本书叫《火箭技术导论》，记得是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油印后发给大家的。那种艰苦创业，顽强学习与拼搏的精神，颇有点像同期我们国家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也不奇怪，搞大火箭和小火箭都是由钱学森先生指挥和指导的，只是后者还增添了育人的色彩!

　　就这样，就在我们入校后百天之内，把长约1 米，箭体直径约10 厘米，以中碳钢为固体发动机壁面材料，内装空军歼击机驾驶员座下紧急情况跳伞时用的火药——双基药（成分为硝化棉与硝化甘油），使用自己设计和加工的钢制超音速喷管，铝制外壳的小火箭，发射到约5000 米的高度。校党委书记郁文和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等都曾观看过火箭发射试验。

　　钱学森先生适时地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组的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并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情况后，高兴极了。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对于如何改进设计，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是口头说的，也有书面的。那时我担任火箭组秘书组组长。至今令我深感遗憾的是，当时他曾给我回过一信，内容有两、三页之多，记得信中他认真地解答了一些问题，并谈到了一些改进意见。后来校方开展保密大检查，我把它交给了上级，作为需要保密的资料保存了。以后科大下迁到安徽，几年前我曾托人查询，查找这一资料，但一直没有结果。

　　钱学森先生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研制等工作有好多次，有时就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有一次，即1960 年2 月28 日全校科研工作报告会分组讨论时，就在校办公楼楼上第二会议室。那时全国都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记得会上有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钱学森先生对这个意见不以为然，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

　　火箭组的工作到了1959 年和1960 年，已相当深入，从初期的以上天、打得高为目标，逐渐转为重视科学实验与科学分析，以提高整体水平，为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那时我们已使用长余辉示波器测量和分析发动机壁所受应力情况，用自己研制的弹道摆测量发动机的推力，请解放军空军雷达部队协助，用雷达观测火箭发射情况与发射高度，用自动弹射出降落伞的方式，成功地回收小火箭。为了提高小火箭的射程，还研制出双级火箭。同学们在研制工作中，有不少发明创造，有的用于分析与提高小火箭的性能，有的用于它的加工、制造与生产，有的用于它的推广和使用。小火箭的研制，无论从成果上，还是从育人上，都取得了瞩目的，实实在在的成绩。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便开始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及中央气象局合作，以它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用来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用于消除冰雹。1960 年夏天我们曾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过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校党委副书记王卓和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兼科大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先生，都曾前往参观和视察。与此同时，力学系火箭小组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前往甘肃兰州地区用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之后不久，中央气象局等单位曾成百成百支地向我们下订单。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和内蒙古大学都曾派人来进修学习。一些新闻媒体也纷纷来校采访，刊登了同学们发射火箭的照片。之后，日本的报纸对我们的小火箭作过报道，意大利和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相关部门也曾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有的索要图纸，有的还得到了样机。

　　这段40 多年前曾经引起过轰动的历史，也许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尘封，变得有些鲜为人知了，但它的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不小的范围内发生过。它对我们的成长、进步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过重要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而钱学森先生始终是这项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指导者。

 

 

　　本文初稿完成后，作者又略翻了一下科大大事记，见到这样两条动人的记载：“1959 年11 月23 日：郭沫若校长捐赠两万元稿费作为全校福利金，帮助同学们添置衣被。”“1961 年12 月25 日：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赠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民币一万一千五百元，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学校已购买部分计算尺供同学使用。”这些事我们都亲眼所见或亲历过。朋友，对此您有什么感想呢？我的体会是：有这些志存高远，且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崇高的师长们引路，无比幸福！

　　（本文选自《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