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907二专业学生

　　1959年8月我被高考中投报为第一志愿的中国科技大学录取，开学前怀着激动的心情从武汉坐了一天一夜火车第一次来到北京。出了前门火车站抬头就看到了高大威严的箭楼和正阳门，四周都是灰色的低矮平房，一派古都景色。接我们的校车沿长安街和复兴门外大街一路西行，一个又一个即将完工的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建设的大型建筑沿街耸立。这些建筑外面的脚手架尚未拆除完，但一连串雄伟建筑的身影和的宽阔的长安街，已经开始显示出共和国首都的宏大气派。校车进入复兴门外大街39号（后改为玉泉路19号甲）中科大校园，这里的前院原来是马列主义学院，只有十来幢二、三层的灰色砖楼，后院是一年前中科大成立后迅速建成的教学大楼和几幢学生宿舍楼。教学大楼内外的施工还在收尾，58级的同学们已经在里面上课了，我们59级的新生放下行李就投入到打扫工地的劳动之中。在我们的眼中，首都北京和中科大都呈现着蓬勃生机。

　　当时中科大的办学规模和校园环境与国内许多老牌大学比差距很大，也比不上北京学院路上一些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组建的院校。但是，中科大成立伊始即“暴得大名”，在重点高校的招生介绍中仅排在清华、北大之后。令全国各地考生趋之若鹜的，就是以中国科学院的雄厚力量“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办学模式，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等一大批世界一流而且年富力强的科学家，既参加中科大的创办工作，又具体组织教学并且直接对学生授课。正如民国时期的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们力学和工程力学系（后改名为近代力学系）的系主任就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几年前他突破重重阻扰从美国回来，在青年学生眼中这位世界级的力学大师有着相当多的传奇色彩。钱学森是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委员，是中科大的创始人之一。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新生开始上课后，很快就投入到紧张而有序的学习之中，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钱学森主任对力学系的组建，从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安排直到选聘教研室主任和任课教师，所投入的大量精力和发挥的重大作用。二十多年后，我自己担任军校系主任组建新系时，才由衷叹服钱学森在身兼力学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等单位主要领导职务，国防科研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还能对中科大力学系的组建作出如此高瞻远瞩而又细致深入的部署。

　　中科大头几届学生的基础课教学处于一种特有而微妙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全面学习苏联，当时许多大部头的苏联经典教材已经出了中文版，如斯米尔诺夫的“高等数学”、吉洪诺夫的“普通物理”、洛强斯基的“理论力学”等。这些动辄数百页乃至上千页的教材理论体系严密、论述深刻细致，但一般较少联系工程实际。图书馆也有了一些美欧学者的经典专著，如俄裔旅美力学大师铁摩辛科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系列专题性力学名著。另一方面，讲授基础课的教授则多为从美欧回来的中科院科学家，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科研和工程实践经历，讲课的思路开阔、联系科研和工程实际多、一个问题能够从多个角度阐释。但是由于他们大多属于兼职，不大讲究教学方法，也并不完全按照教材的系统讲，当然更没有现在教学中普遍使用的PPT等生动灵活的辅助教学手段。总之，这种特有而微妙的矛盾既为我们提供了博采众长、建构自己知识体系的广阔空间，同时也很容易使学习者感到无所适从而陷于困惑之中。这种情况对我们改进学习方法、提高自学能力提出了紧迫要求。

　　好在能考进中科大的大多也并非等闲之辈，当时一所省级重点高中每届毕业生中一般只有一、二名能考入中科大。钱学森爱国奉献的榜样就在眼前，国家在经济十分困难时期仍然尽其所能地关心大学生，这些都鼓励着同学们课上认真听课思考、课后勤奋钻研教材和到图书馆广泛阅读参考资料，而且乐在其中。我们逐渐地在注重基础严谨、注重科学思维方法、注重联系工程实际等方面有了长进并形成习惯。在此过程中得到提高的自学能力使我们终生受益。

　　大学三年级时我们遇到了一次足以令几十年后的大学生羡慕的学习机遇，这就是钱学森大师亲自给中科大力学系58、59两届学生讲授“火箭技术概论”课程。在50学时从容清晰的讲授中，既有对利用火箭技术进行星际航行所涉及的主要科学技术的全景式系统论述，又有对所用力学、控制论、信息论、太空医学基本原理举重若轻的联系运用，还有各类火箭推力和各类运行轨道的分析计算方法。我们惊叹钱学森学识之丰富和驾驭知识之自如，同时也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高山仰止”，而对这座高山的认识和学习，远不是在大学阶段就能完成的。

　　中科大头三届学生的第四、五两学年都在中科院所在地中关村度过，在各个对口研究所的大楼里上课，在研究所的科研环境中零距离地得到更多科研人员的指导，中科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模式在这里得到进一步落实。钱学森主任为毕业班的每个学生安排了力学所的资深科研人员作为导师，还专门对58、59级学生作了如何撰写毕业论文的报告。我们在力学所导师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经历了科研工作从立题论证、分析研究到归纳总结的全过程，因而对科学研究不再感到神秘莫测。58级是中科大的首届毕业生，钱学森主任在调查力学系58级学生的情况后，决定将58级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延长半年，以加强数理基础。这对我们59级学生的触动也很大，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打牢理论基础重要性的认识。

　　在中科大的五年大学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1964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参军，到不久前从哈军工分立出来的工程兵工程学院任教。此后虽然在具体工作和学习中我没能再受到钱学森的直接教导，但是和每一个中科大力学系的毕业生一样，心中深深留下的钱学森印记一直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影响着自己。几十年来，这个印记不但没有消退反而随着自己阅历的增加和对钱学森人品学识的进一步了解，在我心中钱学森集爱国者、科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高大形象反而愈加清晰。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再提出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更是在中国教育界和思想界都引起了巨大而深刻的反响，同时也体现了一位睿智的世纪老人伟大的终极关怀。我感到钱学森爱国奉献、尊崇理性、勇于思考和淡泊名利的精神，如同从圣洁高山流下的清泉始终在滋润和鼓励着自己。

　　弹指一挥间，自进入中科大学习起，五十多年过去了。回顾我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参军后下连队当兵一年、农村社教半年，刚走上讲台就文革骤起。我们这些年轻教员既不是革命小将也不算反动权威，而是成了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再教育对象，在无所事事的迷茫中只盼望着有学以致用的机会。1969年我被调到深山里的工程兵部队当施工排长，终于有了可以奉献才能的岗位。由于具有较好的工程力学基础，我很快适应了工作需要，当了半年排长就调任团司令部参谋，管理特大型地下工程的施工安全。在四年艰苦危险的施工实践中，我积累了较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1973年军队高校恢复教学，我被调回教学岗位，工作对象由国防工程变为军校的青年学员。虽然当时读书无用论仍在流行，但我深知理论基础的重要，我讲的力学课绝不能误人子弟。我从复习高中的数学物理开始，一直到自学新出现的断裂力学、有限元法、边界元法，备课内容远远超过教材的范围。尽可能地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来龙去脉及工程应用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才开始写讲稿和进行试讲，而钱学森讲课时从容清晰的思路和开阔的视野就是我追求的理想榜样。今天在解放军理工大学（1999年由解放军工程兵工程学院、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空军气象学院等合并组建）的校史馆里，收藏着我70年代末讲授“材料力学”（机械类，120学时）的三本讲稿。我有一张学员在教师节送的贺卡，上面写着：“您的出现，繁琐的力学变得简单，您独特的授课方式，生动得让我们难以打瞌睡。”我将这张令我欣慰的贺卡，一直与军功奖章、全军优秀教师证书和国务院特殊津贴证书存放在一起。

　　作为中科大的毕业生，我始终把结合国家和军队建设的需要进行高质量的科学研究，视为军队高校教员理当承担的任务，而且倾向于慢工出细活。浮式多体系统动力分析及与之相关的海岸带环境载荷分析，是我长期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我争取和完成的多项总部预研项目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十几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工作以及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国外的学术交流，都是围绕这个方向进行的。2007年底我办理了退休手续后，没有了教学科研上频繁量化考核的压力，在学术上可以集中精力做自己喜欢的事了，四年中出版了《海岸带地理环境学》和《浮体和浮式多体系统流固耦合动力分析》二本专著，共计近60万字。对于在浮躁社会气氛下广泛流行的短平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科研项目和把功夫主要下在在立项和报奖两头的科研方式，我不敢恭维也不凑热闹。

　　在数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难免遇到名利待遇上的矛盾和困惑，钱学森淡泊名利的榜样始终对我起着净化心灵的作用。我当了十几年的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又当了多年学院专家组组长和大学督导组组长。为部属和他人的职级待遇多次向上反映汇报，但没有一次是为了自己。在职级提升指标受限并事关自己时，还使用职权从讨论名单中将自己撤去。我享受将军和军级待遇后，按规定用车可以得到保障，但是我因私事外出时更喜欢自己开私家车出行。作为退休的老人，这些已谈不上作秀了，习惯而已。钱学森的机遇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可能重现，他的天赋也难以企及。但是钱学森的榜样是学生们终生的精神财富，学习钱学森、不辱师门，我们三生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