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大师钱学森逝世。

　　一年后，钱学森留下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话，依旧让世人反复咀嚼，并渴望找到答案。

　　从钱老自身的科学和教育思想出发，是求答“钱问”的思路之一。

　　2010年10月30日，钱学森逝世一周年之际，由中国科学院举办的钱学森科学与教育思想研讨座谈会在京举行。

　　座谈会上，钱学森生前的同事和学生、他创办的研究与教育机构代表以及亲属等，共同缅怀追思他为国家发展和科技进步作出的杰出贡献，学习他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拼搏奉献、提携后进等治学品德，研究他深邃的科学和教育思想，表达对他的深切思念。

　　以下为与会者的发言内容节选：

　　 

　　郑哲敏院士：工程科学思想:钱老的重要遗产

　　 

　　今天是钱先生科学和教育思想的研讨会，在这里我想谈谈钱学森同志的科学思想的形成和他自身经历的关系。

　　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前，在美国待了将近20年，留美期间，他在科研和教学方面以及在科研联系实践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他回国以后的工作，是一个贡献的过程。

　　钱学森1937年到加州理工学院，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空气动力学的研究，这里有很多工作。他跟我说，卡门－钱公式出来以后需要用风洞实验检验，这时他的心情很忐忑，好在实验表明，这个公式的准确度和使用范围超乎他的想象。第二方面，是结构力学研究，他在扁壳非线性失稳理论方面做出了很重要的标志性工作。此后，他作了一系列火箭方面的研究，包括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燃烧室的稳定性、太空火箭、火箭弹道制导等等。这些工作使钱先生在美国学术界很出名。

　　在受到美国移民局不公正待遇期间，他在学校里开了两门崭新的课程，一门是工程控制论，成书后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一门是物理力学，我旁听过这门课，这是他总结自身科研实践，为力学乃至整个工程科学指出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1949年后，钱先生应美国Gugenheim基金会的聘请，担任设于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和讲座教授，负责相关专业的教学组织和研究生培养。因此，钱先生不仅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是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有直接的办学经验。

　　在科研与教学之外，钱学森还有着丰富的校外科学实践。从1937年起，他就参与同学们一起组织的火箭实验，这个小组一共是5个人，从事固体火箭的研究。钱先生负责火箭发动机里面的热力学的研究以及喷气推进的研究。

　　这个小组第一个成果是发展了一种小火箭，协助飞机在短跑道上起飞。后来这个小组还成立了一家公司，钱先生担任公司顾问。

　　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钱学森成为美国空军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参与美国国防研究。他的老师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开始参与空军科研工作，经常在出差期间打电话给钱学森，要他帮助回答有关部门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对从军方获得的一些技术情报进行分析。

　　1945年钱学森作为考察团成员到战败的德国考察，回来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参与撰写关于战后美国空军发展战略的报告，这是应美国空军的要求撰写的，钱先生作为主要作者全程参与了写作。

　　这套报告叫做《面向新的高度》，由他的老师主笔，一共12卷，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空气动力学、飞机的材料和结构、飞机设计、火箭、导弹、无人驾驶的飞机、制导和雷达的引导技术、各种炸药、各种爆炸装置、航空医学等。该书被认为对美国战后空军发展战略的制定起了关键作用，其中有一卷的标题是《科学——未来空中优势的关键》。该报告完成50年以后，美国空军还专门开会纪念它。

　　因此当钱学森回国的时候，他的思想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他的工程科学思想，这是他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1947年，钱学森回中国的时候，在上海、在浙大、在清华大学，都以工程科学为题宣传这个思想，报告集成了他的学习和科研实践经验，也汲取了战时和战后美国组织科研的经验。

　　回国后，在完成12年科学规划后，他又以中文撰写了《论技术科学》的文章，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结合我国实际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个思想。

　　第二，物理力学是他提倡的一个学术发展的方向，他提出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展，力学必须走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道路。

　　钱学森很重视运筹学，我回国之前，他向我交代了两件事，一个是回国后，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二是要我把运筹学的重要性传达到国内。他认为运筹学对有组织地进行各种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重要。

　　另外他始终很重视自然科学——我们现在叫基础科学，他认为这是一切科学和技术的根本。

　　他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要富国强民，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他还具有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倾向。

　　回国以后，钱学森在科学院的工作始终都是以工程科学的思想为指导的。国内听到他要回国的消息，筹备创建力学所，而钱学森的理想实际上是超出力学领域的，他的理想是发展工程科学。

　　在担任力学所所长期间，他加强了学科的建设，现在回顾起来，他设立的学科很多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具有很强的交叉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对力学所进行的作风建设，他提倡要严密严格，要投入，强调实验是第一性的，强调要活跃学术气氛，组织学术讨论，提倡自由争论。

　　此外，他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研究所，要响应国家的需要，要以任务带学科来发展力学，研究工作一定要走在生产的前边，不能局限于为当前的生产需要服务，更为要紧的是为生产开辟一些新途径，提供新的概念、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在人才方面，钱学森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开办各种研究生班，在科大开办力学系和化学物理系，对已经参加工作的人，则强调要进一步打好基础，专业要精尖，要边干边学。

　　到今天，在商业大潮面前，力学所还能够维持这些特点，我认为和当时的一些努力是分不开的。力学所也在钱先生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作了几项很重要的贡献，比如建立怀柔分部和上海机电设计院。

　　中国科学院很早就多方面地参与航天领域的工作。按钱学森的工程科学的思想，中科院应该抓基础的、前瞻的，因此，那时就跟国防部门约定由中科院负责进行前期探索性、基础性工作，形成一种互补的接力关系。

　　在其他方面，在中科院和国家层面，钱学森都作了重要的贡献。首先是他参与制定国家规划，当年他是以力学所所长的身份担任这项工作的。当时在科学界内部，关于先发展航天（火箭）还是先发展航空（飞机）上，曾有过热烈争论。钱先生力主先发展航天。他的理由是：火箭在结构上比飞机简单，在安全性上也比飞机更易满足，他的建议后来被国家采纳。

　　第二，1956年他向中央提出关于发展火箭技术的一个综合报告，参与规划和组织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全面参加航天技术的一些先导性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计算机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无线电电子所等就是那时应运而生的。

　　在中科院的层面上提出要办中国科技大学的，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但是钱先生是最早提出的。他的科学和教育思想也极大影响了科大的办学思想。在开会讨论的时候，钱先生多次谈到他对科大办大学的指导思想，曾经有一位副研究员把他的思想画了一个图：在很厚实的基石上，冒出一个很高的尖。我想这不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精神，也形象地反映了他的工程科学思想。

　　后来，作为首席专家参与创建我国的火箭和航天产业，钱学森重要的贡献就是创建我国火箭和航天产业的科研和生产的体系。整个部署中，钱先生的特点是抓总体，抓关键，再加上他对运筹学的研究，在系统组织科研工作的实践中，他力图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体系。

　　我记得在1962年，尽管当时的时代风尚都是强调第一线，他却写了篇文章，提出要加强第二线，号召大学生参加第二线工作以提高我们的组织管理水平。

　　在组织管理科研工作中，他采用自己老师的办法，把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人，每礼拜请到家里，讨论一些关键问题。有一位很著名的美国教师说过：“我跟学生两个人把我们都不懂的事情讨论成懂的事。”这就是讨论班，钱先生以这种不断地争辩，不断地讨论的办法，带领出了我国第一代航天的专家。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深化了对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认识。

　　到70岁的时候，他就退出了领导岗位。晚年，他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潜心研究和总结他在运筹学、系统学上的经验，应当说在这一阶段，他又回到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上来了。从他的经历来说，干航天工程不是他回国的本来愿望，当时他也没有想到会要他负责这么大一件事情，到了晚年他又有机会回到他热爱的研究工作中。第二件，他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他关心很多方面的工作，包括城市规划、园林建设、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他留下了很多思想，谈他的意见，谈他的想法。

　　钱先生在科学上的成就是骄人的，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钱先生为祖国创建了火箭和航天事业，他是一位科学家，回国后应国家需求，成为管理和技术学家；退休后又回到研究工作中。

　　我们怀念他，就是要学习他爱国奉献精神和终生不断关心新生事物、新思想，坚持科学研究。他的技术科学思想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他强调的中科院要参与国家建设、国防建设的思想，主张基础研究部门和生产部门要建立接力关系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并传承下去。

　　　

　　伍小平院士：打好“两个基础”立足“旗杆式”培养

　　　  钱学森先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办人之一，我有幸在中科大力学系工作。钱先生建系时就提出要加强基础，一个是理论基础，一个是技术基础，两个基础都很重要。

　　建系之初，大家都很关心钱先生对力学系培养的人才有着怎样的期待和要求。在当时的条件下，钱学森提出，“理”的方面要像北大那样，“工”的方面要像清华那样。

　　为此，钱学森制订了力学系的教学计划，亲自设置课程，并专门聘请力学所众多专家讲授基础课和专业课。令当时学子更为激动的是，能够有幸聆听钱先生亲自讲授“火箭技术概论”一课。

　　2008年，《钱学森“火箭技术概论”手稿及讲义》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0周年校庆时出版。这个手稿非常让人感动。钱先生这样一个大科学家，在教书的时候讲稿写得那么工整，分数中的那条线都是拿尺子画的。

　　钱先生对于中科大力学系的发展一直都很关注。“文革”期间，因为当时宣扬知识无用论，大家的思想很乱，甚至有人提出解散力学系。钱学森在这种情况下专程到中科大鼓励大家要有信心，说将来搞航空航天，技术人员的人数要是一般工作人员的x倍，而搞力学基础的人数，则应该是工程师的x倍。“x平方”的说法给大家非常深的印象，对稳定情绪作用很大。

　　钱学森对力学系能够培养顶尖人才寄予厚望。他提出，培养人才不要做“金字塔”那样的培养，要做“旗杆式”的。这就是钱先生的教学思想。

　　中科大力学系至今都是按照钱先生奠定的培养模式在发展，已经培养出7名院士。我们一定要按照钱先生的教学思想，真正培养出钱先生所期望的人才。

　　 

　　吴承康院士：国家目标与技术科学工作结合

　　　  国家的目标跟技术科学工作怎样结合起来？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毛主席“大力协同”的号召之下，国防部门跟中科院通力合作，研究导弹。我的个人体会是，国防部门主要是做具体型号研制工作的，而中科院应该是作其中关键的技术科学研究，并且要先走一步，以起到指导、引领的作用。

　　钱先生曾对我说，我们的研究要跟产业部门拉开一段距离。例如当时相关部门根据钱所长的决定，在力学所组织了从101到105的任务，我参加的102任务是做导弹弹头再入大气层的空气动力学研究，我作其中的防热实验研究。该项工作就是从基础做起，对国防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还有之前提到的101任务，是作液氢/液氧火箭燃烧与传热问题研究的，当时国防部门还没有开展该项研究。而中科院利用当年由钱先生亲自领导建立的怀柔力学所分部、力学所、化学所和物理所等等在那个地方的研究基地，主要组织力学所、化学所、物理所等力量，做出了很好的工作。事后证明，钱先生的布局十分正确。

　　我还有一点感想。当时钱先生既是国防部五院的领导，又是中科院力学所的领导，因此，他能够依照自己的思想很好地布局技术科学的研究。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随着年代的推移，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此，当前要实现类似钱老当年那样，一个人统筹地作出很好的布局、合理的分工还是有相当困难的。我希望将来我们国家的科技部门、中科院的相关部门在体制上还要有所创新、有所改革，尽量发挥我们各种单位的所长。对国家的目标也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在更高的水平上协同完成国家近、中、远期的重要目标任务。 

　　

　　姜景山院士：钱老是中国空间探测技术的推动者和创始人

　　钱老不仅是中国力学科学的创建者，还是中国空间探测技术的推动者和创始人。

　　1962年，我从苏联回国，到我国卫星研究机构581组工作。钱老担任第一任组长，赵九章担任副组长。

　　我与钱老接触主要在1975年至1979年之间。因为美国在1969年和上世纪70年代初发射了资源卫星（后改称陆地卫星），我们国家一些年轻科学家们纷纷写信给中央，希望中国也发射资源卫星。钱老看后作出批示。他说，做饭没有米不行，卫星上若没有探测器肯定不行。由此，我们开始研究空间探测器。

　　随后，钱老指示当时的国防科工委，中国要抓遥感技术发展，就像上世纪50年代发展电子学一样。根据钱老指示，1975年8月，我们在通县召开中国第一个遥感规划筹备会。钱老亲临现场，王大珩先生任组长。在规划讨论中，大家明确了要贯彻钱老的思想。现在，人们知道，卫星上天后具有各种功能，如气象卫星、海洋卫星等，即是从那时开展工作的。

　　1975年的会议，我负责起草微波遥感技术发展规划报告。但回到单位后，就作为“右倾翻案风”受批判，我们十分困难。而就在那时，钱老写信鼓励我们，一定要把探测器技术研究坚持下去。几十年过去，现在中国的空间探测技术已形成了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

　　记得当时我向钱老提出要重视发展微波探测技术，寄去相关论文，述说了我遇到的困难，钱老当时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举了他30年代、40年代在美国搞火箭时的感觉。那时候，也就是几个年轻人，整天讨论写教材，若干年后，这些人组成了非常重要的科学技术中心。他说：“你们提出的事情，不要担心，一二十年之后，将会变成在航天领域里不可缺少的科技问题。国内困难多，你干脆到美国学习学习。”

　　征得钱老的意见后，我到美国待了两年多。回国后，我去拜访他，他问：“现在怎么样？”

　　显然，钱老的推测完全正确。目前，中国遥感技术已形成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在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钱老确定的方向中，我写了本关于“微波摄像”的专著，在国家后来的发展中得到了应用。钱老对我的指导在我的科研生涯中是一盏指路明灯，至今，我仍珍藏着钱老的信。

　　钱老十分重视培养年轻人，且平易近人。当时我不过是个青年科技人员，每次给他写信，他都会回。如果没有当时钱老高瞻远瞩、当机立断发展空间探测技术和他的指点，中国如今不可能发展应用卫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技术。对此，我曾写了文章发表在《科学时报》，介绍钱老是我国空间探测技术的开拓者和推动者。

　　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谈庆明：架起纯科学和工程之间的桥梁

　　钱先生1947年回国时，在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作《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报告。他说，原子弹和雷达为盟方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仅短短数年，研究人员把基础物理学的新发现通过实用工程，制造成战争武器予以成功应用。因此，纯科学家和从事实用工作的工程师之间应密切合作。这其中，产生了新的职业，即工程研究者或工程科学家，架起纯科学和工程之间的桥梁。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钱先生1947年一回国，就呼吁高校的教授和学子们要重视和投身工程科学实验。

　　回国之初，钱先生曾想建一个工程科学研究所，不仅仅有传统的固体力学、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还包含多个新学科。如基础力学与量子力学或统计力学的结合，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结合。宏观问题解决不了，则去微观层次找答案。再如，化学流体力学这一学科是促使我1956年大学一毕业就到力学所工作的根本原因。因为我的老师林红生先生当时接受了钱先生的任务，开辟一个新的学科，即把力学与化学反应结合起来。林先生让我写了这方面的论文。不久，我就开展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钱先生交代，要改造化工与力学关系研究。本来想考研究生的我，受到鼓舞，放弃了研究生考试，直接到了力学所。

　　钱先生与冶金权威叶渚沛先生经常谈得非常投机，两人的想法很一致。他们试图改造整个化工冶金工业。但1958年“大跃进”之后，这个梦没能实现。这是我终身的遗憾。钱先生曾在一个报告中指出，用火箭喷射出的高温速流注入钢水搅拌，有可能产生具有新功能的物质。这一创意在5到10年后即在美国和日本形成了一种新兴工艺。可见钱先生的远见卓识！

　　与此同时，钱先生还在力学所筹建自动化研究组。这个研究方向很快被列入1956年的《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且在国家6项紧急措施中很快升级，成为自动化研究所。他认为，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将实现自动控制。

　　除此之外，钱先生还十分关注经济的优化、交通的优化。这些优化的思想与系统科学是一脉相承的。

　　随后，钱先生又创建了工程科学研究所。他亲自担任物理力学学科组组长，我也在这个组工作。当时人才匮乏，研究所招了北大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几个学生。他对我们说：“我带你们不讲课，我有一本英文版的美国物理学讲义，我们分工。有人讲第一章，有人讲第二章。”在课程教学中，他每个礼拜都亲自参加讲课，持续几年从不间断。尽管他在五院的工作非常忙，可讲课那天，他肯定来，一边听，一边指导。

　　一年后，他说，现在行了。这本书你们弄明白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些新文献，希望在原来讲义的基础上，再编出中文版的。这件事后来由崔继平帮助完成。1958年，中科大建立后连续培养了4届物理学毕业生，相当好的一部分学生都进入力学所，并成立了非常完整的物理力学研究室，规模达到了四五十人之多。这个学科是他最钟爱的学科，先后开展了高温气体、高压固体等前瞻性研究工作。

　　在创建力学所的同时，1956年，钱先生担任了《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综合组组长。在规划中他提出了6项紧急措施。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科学院建立了相关研究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几个研究所对国家极为重要。其时，他还亲自写信给美国的两位专家，其中一位便是郭永怀。他知道，要发展工程科学一定要请大师回国。他们回国不仅是写文章，而是利用科学规律解决国家的实际技术问题。

　　钱先生创建力学所时，中央任命他做五院院长。他边指导火箭导弹的研制，边动员中国科学院的力量进行协作。两个方面的关系，他处理得有条不紊。如关于火箭技术的发展，第一期、第二期是固体火箭，技术相对成熟，由五院负责。他要求中国科学院研究第三期的工作，力学所则解决液体燃料稳定性燃烧的问题，化学所与力学所的怀柔分部研制新的液体燃料。他把中国科学院的力量组织起来，主要从事前瞻性工作。1959年6月14日，他在一份意见书上建议，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配合国防部的研究设计单位进行火箭技术的探索性研究。

　　总参高级工程师钱永刚：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点思考

　　听了大家的发言，说我父亲这个好，那个好；这个行，那个行。我一直就在琢磨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人怎样才能行？也算我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点思考。

　　现在大家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报纸期刊也说了不少，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有点所问非所答。我认为该问题背后其实是一个老问题：普及和提高的问题。

　　我父亲这种科学家并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有的，而是后天学习并通过环境的影响成长起来的。他那时上的交通大学，学校规模不大，全校在校学生不到500人。星期一早上八点钟到十点钟是例行的校长训话时间，每礼拜一大家都在广场集合，400多号人，一个广场足够了。但就是这么一个规模的学校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民族培养出这么多后来有大作为的学生。现在交通大学发展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大学都是3万多学生的规模，可能还更多。但是请问，多少毕业生当中能出一个院士呢？和中国科技大学千人一院士相比又差了多少呢？

　　中国科学院成立60年了，今非昔比。今天的硬件设施，当然和国外发达国家比可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和我们以前比，改善非常大。当时力学所成立的时候，连房子都没有，挤在化学所的五楼，还不能给一层，只给若干间，这就叫力学所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科研人员的规模也比过去扩大了，承担的项目也比过去多了，但是究竟出了多少在国际上有分量的科学成果呢？

　　所以，在我们纪念钱学森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最好在这些问题上有更清醒、更明确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中科院力学所所长樊菁：伟大贡献与高尚品格分不开

　　钱学森先生有多方面贡献，刚才大家都讲了，而且讲得很全面。坦率地说，人的一生里能作出其中一项贡献就不容易了，而钱先生在几个方面都作出了贡献，的确值得讨论和深思。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很重要。

　　首先是他的勤奋，看他的研究论文、著作乃至书信，就可以感觉到他是多么的勤奋。这些工作，没有持续不断的思考，日复一日的辛勤积累，呕心沥血的劳作，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专注。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他能做这么多工作，也在于专注。

　　另外，健康和长寿也很重要。

　　重要的还有机遇。社会上很关注“钱学森之问”，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我觉得成才也与大环境有关。大家关心能不能出现像钱先生这样的人才，我感觉要有一个包容、鼓励和尊重的环境，这样的人才能成长起来。他在美国有冯·卡门这样的老师，回国后有聂荣臻这样的领导。钱先生在美国曾遇到麻烦，回国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如果没有聂帅和卡门这样一些人的包容、鼓励与支持，恐怕也是很难发展出来的。

　　钱先生是人民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一个科学家的品质对于科学成就的影响远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这个观点我很同意。钱先生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到老，大约有70多年的时间，专注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不断地辛勤工作，为社会作贡献。他能取得这么多成就，为人民所怀念，与他这种高尚的品格分不开。如果说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的人像钱先生一样作出伟大的贡献，品格的教育和养成是非常重要的。

　　我还想讲讲力学所，当时是按照近代力学、工程科学的思想建立的。现在应该与时俱进，汲取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思想，这样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一个伟大的人物离开我们以后，最好是把他的思想继承下来，像他那样继续为社会作贡献。钱先生强调工程科学，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实际不单是工程实际，还有社会实际。他想的很多事最后都做成了，特别是考虑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真是不容易。结果是大家看到的，有益于社会，造福于人民，这一点也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飞跃：作为后辈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

　　我没有机会和钱先生个人接触，但是专业经历和发展很接近。因为我的研究也是由力学领域后来转入控制和系统理论。回国之后，到自动化所工作，正是钱先生倡导成立的研究所；目前我负责中国自动化学会的一些工作，自动化学会也是钱先生创立的学会，是首任理事长，而且一做就是20多年。

　　回顾起来，钱先生在美国工程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誉，到现在我们留学生中还无人超越。50多年前，他创立了工程控制论。过去很长时间里，我印象中维纳是控制理论的主要贡献者，毕竟钱先生的《工程控制论》比维纳的《控制论》晚6年出版。十多年前，我开始收集《工程控制论》的英文原版，并与《控制论》对比着看，这时我才理解到，其实只有《工程控制论》才与现代的控制理论与工程密切相关，实实在在地给出了从建模、分析、控制，直到工程上如何实施的完整环节和过程，并给出航天的具体实例；维纳在《控制论》中只提出了反馈的概念，但没有给出控制任何的过程和具体做法，而且书中罗列的大多数公式与方程与今天的控制理论并没有关系。

　　2000年前后，国际上一组控制权威组成一个班子撰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报告，总结自动化的历史、讨论信息时代未来的控制理论应该如何发展。他们将钱先生的《工程控制论》作为“里程碑式的工作”写了进去。这里有个插曲，最初一些专家不理解甚至不了解钱先生的工作，因为后来他不再从事具体的控制理论研究了，所以有人反对将《工程控制论》这本书放进去。钱先生母校加州理工的一位年轻教授则坚持要放进去，后来大家也同意了。实际上，这位教授数学物理造诣很高，平时待人傲慢，别人的工作没有多少能看上眼。我个人觉得，好多人没有比较过《控制论》和《工程控制论》，真看过比过的人就会认识到，在国际范围里，钱先生的的确确是现代控制理论和工程最主要的奠基人之一。

　　20年前，钱先生同于景元、戴汝为先生一起提出了开放复杂巨系统（OCGS）的概念和研究领域。我认为他们的工作至少超前了我们一个时代。其实今天炒得很热的物联网、云计算等等，都是朝实现他们的想法迈进的技术，但只有等这些技术再成熟一些，钱先生他们的理论才能在社会上充分发挥作用。可能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从定性到定量”的思想才能在社会上得到普及，但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并且必须支持这样的超前理论，否则自主创新不是空话就是自欺欺人。

　　国际上的确有人也认识到钱先生“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重要性和超前性。两年前，国际系统工程联合会（INCOSE）一位年近八十的资深成员找到我，希望钱先生成为国际系统工程荣誉组织OAA的名誉成员，并告诉我他是钱先生的“粉丝”，曾让他的秘书收集过有关钱先生的许多资料，认为OCGS意义深远重大、将来很有用。我们曾商量如何将INCOSE的最高学术成就奖系统工程先驱奖颁给钱先生。为此这位老教授曾多次联系我，并自费约我去旧金山和新加坡两次，组织了3位美国工程院院士酝酿推荐此事。很不幸，钱先生没来得及获得此项荣誉就过世了，否则，我相信今年INCOSE系统工程先驱奖的得主一定会是钱先生。因为系统工程先驱奖从来都是授予在世的学者，现在他们还希望修改章程，仍将这个奖颁给钱先生。

　　60年前，钱先生大力倡导“工程科学”的理念，强调工程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密切联系和结合，当时也是超前时代的，但现在已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今天，我们作为后辈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在钱先生工作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

　　百年前自然科学发展出了量子力学，是因为要研究的客观对象的速度已从动物的速度提高到了光速，尺度也小到分子粒子大到星系宇宙，所以要引入量子力学，进而引发了后来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有了今天的信息社会。现在，我们的社会也进入“量子”和“光速”时代。因特网的出现，整个社会的存在都能在网上反映出来，而且快要实时地反映了。每个人都能讲话施展影响了，不正是进入社会的分子层面了？鼠标按一下，传播速度极快，全世界都知道，每个人都可以感受了，不正是到了社会的宇宙层面了？而且信息在网上是以光速传播，正是社会进入光速的象征。换言之，今天的信息和网络技术已把整个人类社会推到了一个新的尺度、新的速度，就是社会的“量子力学”时代。因此，要想把今天的社会管好，必须像当年物理学要出现量子力学一样，传统的社会科学一定要出现一门新的、现代化的社会科学，与今天的网络世界兼容。而且，就像过去一个不掌握量子力学知识的民族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一样，今天，一个不掌握这种社会“量子力学”知识的民族，一定也无法成为网络时代的一个强大民族，这就是我们现在从事社会计算和平行系统研究的动机，这也是我们赋予开放复杂巨系统研究最新的科学内涵。

　　中科院系统所研究员顾基发：钱学森是立体型战略型科学家

　　在几十年的工作当中，我深深感到钱老是一个立体型、战略型的科学家。

　　首先，他的研究很有深度。从运筹学到系统工程，再到后来的系统科学，他都做了很多研究。上世纪90年代，他又提出综合集成的方法论。后来我有一个重大项目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研究之后发现，钱老研究的问题非常深，他的思想在国际上也很超前。

　　其次是高度。搞系统工程的时候，他讲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后来他越讲越大，讲整个科学的体系，把数学、人文科学都放在里面，这是很开阔的一种思想。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钱老提出搞计算机控制，实际上当时我们计算机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但是他看得很远，提出要作这方面的研究。他还提出要作低温超导方面的研究，并让物理所开展相关课题。这都体现出钱老目光的高远。

　　我有时也听到有人说，钱老是不是有些好高骛远，因为他讲的好多东西都没有实现。其实，讲这些话的同志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想，是因为钱老站得太高了，要过十年、二十年以后，他思想的价值才够得到充分体现。

　　第三是宽度。我觉得钱老研究的领域非常宽广。以系统工程为例，钱老提出了包括农业、工业在内共14门系统工程，接着他又提出草业、沙滩产业、人居——机——环境等方面的研究。钱老总是在思考一些新方向，研究面也越来越宽。对于中医，钱老也有独到和深刻的见解。

　　我现在正在作一些研究，想把系统工程与中医相结合，在今天回头看他对中医的见解，越看越觉得有道理。钱老认为中医是医学的一个新的方向，医学发展的未来不是中西医结合，而应该是中医走在前面。同时，他又承认中医有很多东西很难懂，他提出应该进一步研究如何将中医和现代医学科学相结合，因此他非常注意国际上一些新的动向。需要说明的是，钱老并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从文化方面来讲中医，他是从很实证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来判断中医到底应该怎么发展。

　　钱老的研究既有深度和高度，也有宽度，这充分体现出他的战略眼光。目前，中科院提出“知识创新工程2020”，是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以科学研究引领国家的科学发展。我想这是对钱老科学战略思想很好的继承。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应该重视和发扬这种战略意识，每个科学家也都应该培养这种意识和眼光。